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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妇 （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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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埃德加·斯诺所写。因为他已不再人世。只得由我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把这些内容编在一起。许多照片是他拍摄的；所有的文字也都是他的，材料选自他从1928年到达上海作为一名在华的外国记者，直至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时他从远方注视着那些微贱的“男匪女匪”们取得的胜利为止写下的许多图书、信札、日记和报刊文章。在那些胜利者中间，有斯诺在战火纷飞的城市中和广漠无际的农村中结识的人，也有他在黄土窑洞村镇上相识的人。正是在这些黄土窑洞村镇中。学生、艺术家、工人、农民和士兵纷纷投奔“匪首”（国民党曾悬赏几百万元要这些“匪首”的首级——割下的头颅或连头尸体均可），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一个“在穷人们饿死的时候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而共同战斗。 斯诺曾经是其中一员。这是我读了他写的文字、看了他所收集的电影和照片以及与他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间接触到对这段历史有亲身经历的人们和目睹者们之后才了解到的。这次我试图通过斯诺的眼睛和文字来展示中国的革命进程，来展示参与这场动乱的人物，对我来说，仅仅是勉力为之。实质性材料都是埃德加·斯诺的。他把它留给我保管，我利用其中一部分材料，向那些愿意更好的了解这个今天已经觉醒了的巨人的往昔的人们（其中有许多人是在那些事件发生后才出生的），提供一部北京材料。本书并不打算写中国革命史。它只是一个记者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载，是他受感于他所见到的一个为把自己从封建桎梏和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着的国家而撰写的一部纪事录。中国，由于饱受外国的侵略，饱受她那个背叛革命的政府的窒息扼杀和狂妄的否认公民的权利，而削弱了她的荣誉和力量。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十年，作为一名外部观察家，埃德加·斯诺已经同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有过不同寻常的接触。他既了解国民党，这个党曾经继承但后来又践踏了国民政府创建之父孙中山的主义；他也了解共产党，这个党为孙中山的主义奋斗，把它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从而完成了一场截然不同的革命。斯诺向大家展示的个人见闻不啻是一种历史记载。它是正统的（即使谈不上是典型的）美国新闻报道的一项直接成果，出于一位来自以“眼见为实”著称的密苏里州公民的手笔。 1946年我和这位作家初次见面，是在由演员、美术家和作家们为俄国战后救济活动而在曼哈顿举办的一次剧场散戏后的社交聚会上。他当时是一位知名记者；我是一名正在把西部根基移植到繁华不衰的纽约市去（我当时是那么想的）的年轻女演员。我知道他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这部书我在几年以前读过，那是我弟弟在书斋里翻腾了好一阵才找到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住宅起居室中破旧格子搁板上，又一批皮面版的狄更斯、莎士比亚、萨克雷的著作和各种和封面装帧的百科全书，经过补充，就建立了这个书斋。我的弟弟雷收藏的作品中包括一些引人注意的陌生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薄伽丘、戈蒂埃、福克纳、约翰·里德和埃德加·斯诺。尽管在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得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代里，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使自己成为一名百老汇女演员，但《红星照耀中国》就像一部史诗传奇那样使我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正因为这一点，我就同这位回国的战地记者结了婚，而且对国际问题愈来愈感兴趣。我继续为戏剧界、电影界和电视界工作，直到参议员麦卡锡的巨掌禁止埃德加和我的职业活动。为了寻求少受限制的环境，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瑞士。搬家使我结束了我心爱的演员生涯，但埃德加却过的更好了。外国的报纸和杂志赏识他的学问和经历。同在欧洲国家的首都参加外交活动和其他官方活动的中国人进行的联系（当时在美国是禁止的），使他后来能重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美两国之间互相敌视、互相恐惧的年代里，几乎禁止任何美国人访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安（中文的名字，“西部平安”之意）长大了，因此，在日内瓦湖畔，在瑞士侏罗山林茂盛的山坡上，我（渐渐）打消了重返好莱坞和百老汇的念头。在这个期间，埃德加同从四十年代初阔别已久的中国重新恢复了接触。1970年10月1日，我们到了那里（这在我是第一次），我们两人在高大的天安门上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分享着拥挤在下面巨大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欢呼。在人群上空，有一幅巨大标语，号召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是一个惊人的时刻：我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一起这件事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动的信息，这些国家领导人决定打算通过埃德加这个信息工具来预测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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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由于我丈夫对中国的过去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我把从他的著作摘出的有关文字编在一起，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建立和她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提供某些第一手分析资料，这些材料出自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期间即已在那里活动的人物的手笔。埃德加曾说过：“在中国的革命决策背后有着与美国和西欧截然不同的历史原因。”为编排本书，我从原文中选取资料时不受任何约束——从一张中摘出几段，从一段中摘出几句。有时，为了文学上的连贯性，还从句中删去几个字。有时，为了避免把作者写书时所发生的事情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混淆，我把动词现在式改成了过去式。我相信，这样做，并不会歪曲或改变原作的意思，即使有些选段经我大加删改，也不会有损于原意。我不可能将有些章节原文照录，因为本书的内容不可能容纳如此冗长的篇幅。文中没有采用在中国普遍使用的新汉语拼音，这仅仅是因为改用会对原文进行大量删改。读者如对本书摘录所用的原著有兴趣，请参阅著作目录。许多公共图书馆可提供斯诺所写的报道文章的完整资料。 再谈谈书中的照片。他们取自不同的来源。有许多照片是埃德加本人拍摄的。起初，他作为一名“旅游者”拍照，到了中国以后，他就作为一名“记者”拍照——但他始终是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他是为1936年刚刚抵达遥远的中国西北部的红军拍摄照片的第一名外国记者。对他来说，最大的遗憾在于，在把他引进后来成为新中国缔造者们的生活中去的这次危险重重的旅途中，他只能携带为数有限的照像胶卷。他能随身带回的每一幅照片在当时都几乎是一个奇迹。在那次访问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允许他翻拍了经过长征残存下来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江西苏区（1928-1935年）被迫从中国东南部撤退到陕西新根据地之前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关于封面的那幅图片，也有一段故事可讲。1979年，我在北京拜访好友戴乃迭和杨宪益的家。那天傍晚，完全出于凑巧，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工人傅靖生，他是杨氏夫妇的亲戚，来向他们赠送一幅埃德加·斯诺的木刻画，其背景取自《红星照耀中国》时代。这就把埃德加搬进了这一中国民族美术领域。中国最有威望的现代作家鲁迅在国内开创了木刻运动。他鼓励青年美术家们利用这种艺术作为记录和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的一种简便省钱的方式。这位工艺美术家傅靖生选择一位美国记者作为他的主题，这幅作品含义深蓄的确认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中国革命记录者埃德加·斯诺的作用。 朋友们作出了慷慨的贡献。他们形成了一组同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国际人士；他们中间有：路易·艾黎、马海德、苏菲、王安娜、贝特兰、爱泼斯坦和达尔曼。毛泽东曾经对王安娜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长虱子，那你还没有了解中国。”安娜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上面提到的所有外国人也都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熟悉的戏剧（和虱子）环境中的美国戏剧摄影家约瑟夫·艾贝尔斯也允许我利用他当时在昆明拍摄的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给予慷慨支持。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其会长王炳南的赞助下，我能进入北京各个博物馆和图片档案馆，大部分中国革命记录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中国图片社、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建设》杂志社、军事博物馆是其中的主要供稿者。重庆图片档案馆也提供了这个战时的重要场所的各种照片。我还得到了侯波女士——她本人从延安年代到1949年革命胜利位置拍摄过许多照片——以及我的女主人俞士莲和浦宁的极好的帮助。 1979年春，英奇·莫拉思陪同我到中国，我借助她那职业性的锐利眼力，以应付从中国人供我们选择的几百幅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复杂任务。返回美国后，她不顾本人的繁重工作，在照片组编工作方面仍继续给我极有价值的帮助并提供意见，才使这本图书具有现在这样的型式。 文字的选择虽然由我一人负责，但对于在选择工作帮助过我，或以种种不同方式协助我使得本书得以编成的人，也应表示谢意。约翰·塞维斯和埃德蒙·克拉布两人从一开始就给我特别的鼓励和帮助。我还要对一大批朋友表示感谢，其中特别是：哈里斯·拉赛尔，彼得·恩特尔，弗雷德里克·达尔曼，费正请，王安娜，马克·赛尔登，琼·海兰，特鲁迪·谢弗，玛丽·希恩科特，琼·波赖尔斯，汉斯·梅德，詹姆斯·贝特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诺马·钱，詹姆斯·佩克，艾基利斯·德梅因，弗兰克·泰勒，道格拉斯和玛丽·戈斯兰，杰克·贝尔登，还有我的姐姐卡欣·惠勒以及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安·斯诺。 洛易斯·惠勒·斯诺于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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